“劝富济贫”2010-01-09
图/朱慧卿
从2004年起，吕梁山南端的小县乡宁悄然开始了一场“劝富济贫”的实验。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，倡导县里的煤矿实施“一矿一事一业”，一般煤炭每吨捐献30元，利润稍低的电煤每吨捐资15元，投入社会公益事业(一事)，或创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(一业)。此举引来各方争议。（1月8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“乡宁模式”放大来讲，实际是政府主导、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模式。尽管在一些专家看来于法无据，可在笔者看来，当地资源利润超常，已形成贫富悬殊，政府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控。当然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调增资源税加以解决。可在税制未能根本变革之前，“因势利导”，不仅能得到群众支持，亦为富豪们所理解。算是政府主导财富再分配的次优选择。
“劝富济贫”政策符合资源型省份的现实，亦符合慈善事业发育成长的规律，即让民间资本在公益事业上担当主角。事实也已证明，在对这一做法尚有争论的情况下，社会上已产生了很多积极反应。
值得警惕的只是，如何保证政府把煤矿交纳的钱确实用到社会公益事业上？有必要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一个煤炭企业公益基金会，把钱投入基金会进行规范管理，既实现了政府要求工业反哺农业的需求，又不和现行基本的法律相冲突。
' />让“劝富济贫”来得更猛烈些吧2010-01-08通过三言两语，让煤老板们自愿掏出钱来做慈善，听上去很美，但让人不禁心生疑窦，“劝导”的效用真有那么大吗？
有种说法叫“越富越吝啬”，5.12汶川地震后，海内外华人总动员，然而一些大陆富豪们却是一幅一毛不拔的丑恶嘴脸。温总理对救灾部队说：“是人民在养你们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”这话听来，每个人都会心生感动，特别是拷问着靠民众支持才能富起来的富人们的社会良心。然而最终，有些富豪还真就是“自己看着办”了，惜金如命，即使出资也是星星点点，挤牙膏、打点滴式捐款。
对煤老板，吕梁市纪委书记张效彪是这样说的：你们一掷千金去赌博，买豪华车，能有多大意思？花点钱投资公益事业，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，也更利于企业做大做强。
言辞肯切，用心良苦，实际效果也不错，很多煤老板争做慈善，出资修路、建学校、搬迁村庄。千百年来，佛家劝人为善，却多是鸡同鸭讲、对牛弹琴，众人还是“追官逐利马蹄疾，得得得得得得得”，少有人能看破“钱乃身外之物”的道理。
一个市纪委书记的几句话，从影响力上来讲，肯定低于温总理的谆谆教导，从普适性上来讲，肯定弱于佛经禅宗的深邃经典，然而在煤老板身上却起了很明显的功效，秘诀何在？
乡宁县煤焦实业公司董事长张连水的话代表了他们的真实想法：这几年钱是比较容易赚，我们自愿拿出来一些，给乡亲们办点实事，也给我们自己留下好名声。
原来，这些老板们有做善事的渴望，一则靠煤发财，赚钱比较容易，自然花起来也痛快；二则为乡亲们办实事，可以赢得掌声和赞誉，抹去“为富不仁”的不好名声。
其实，现在西方一些富人已经将做慈善当作一种自觉的义务，像世界首富盖茨，大把的钱不是留给子女做“富二代”，而是将全部家产筹办慈善基金，将做慈善当成了毕生的事业。
相较于这些人，不可否认，大陆的很多富豪还是抱着“财不露富”的旧观念，像母鸡守蛋一样藏着掖着巨额财富自享，但更要看到，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富豪愿意做慈善，把“劝富济贫”之风吹得更猛烈些，把更多的企业家推下慈善的暖洋。
至于有人认为，吕梁的举措并不合法，政府不能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转嫁给企业和社会。我却不敢苟同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皆大欢喜，受益的是群众，何乐而不为？
' />发文劝富济贫乃政府越位2010-01-09用红头文件来推慈善，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有点热衷。比如，去年8月，河南荥阳就发红头文件，在全市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，推举出5000多个慈善大使，意欲打造“慈善城市”。
如果说荥阳此举还只是政府在试图加速推进慈善事业，只是政府直接搞慈善的“擦边球”，那么山西吕梁以红头文件形式劝煤老板捐资济贫(《中国青年报》1月8日报道)，则是政府走上前台搞起慈善活动。而且这比一般慈善机构来得更直接，不是直接募捐，而是直接发文劝富济贫。
我们毫不怀疑当地政府此举的诚意，也能够深切体会到，当地政府面对暴富煤老板与炕头冰凉农民之间差距的现实忧虑，以及“寻求破局”的用心。同时，我国慈善事业的不发达，以及一些先富者为富不仁、冷落慈善的现实，也令人感叹唏嘘，盼望局面能有较大改观。但这并不表明，当地政府就做得对，这样的事情就值得提倡，我们就应该容忍和赞成由政府来搞慈善。
慈善工作、慈善活动、慈善行为等等，主要是慈善机构的事，也可以是一些组织、企业、个人的事，但偏偏不是政府的职能所在。这不是说政府与慈善事业无关，而是说，政府必须清楚自身的职能边界。政府对慈善事业，可以鼓励，可以支持，可以倡导，乃至建构一些有利于慈善的制度，比如规定捐赠免税、遗产巨额征税，帮助慈善机构解决一些开展慈善活动的实际难题等等。但不可以去越位干慈善机构的事情。
之所以在政府机构与慈善机构之间实现这种职能区分，原因不仅在于实现社会精细分工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，把市场能做的、社会公益机构能做的都交给它们去做，以更好实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，更在于如果不实现这种职能分开，最终反而有害于慈善事业的发展。
尽管山西吕梁有官员说：“这是劝富济贫而非‘劫富济贫’，靠的不是强制手段，主要是靠舆论、靠宣传、靠表彰。”也尽管一些煤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支持这种方式并以实际行动做出回答。但毕竟是以红头文件形式，由政府来主导慈善，就使慈善的性质发生了变化。
用红头文件来“劝”，无论如何都会暗含一种行政权力。不管煤老板内心是否真的愿意，他都会思忖：如果我不执行红头文件也就是不捐，让权力的政绩无着处，就会让权力难堪，而权力掌握着我的一些命脉，结果必会对我的经济活动不利；如果我踊跃捐献，为权力实现其政绩，权力必会对我另眼相看，进而为我的一些经济活动开绿灯。因而，不捐者可能会导致官商相斥，捐者则可能会导致官商相护，二者都有悖于市场经济理念，会不同程度破坏市场经济秩序。
慈善建基于自觉自愿。任何违背捐赠者内心意志的行为，都可能会扼杀更多慈善之花。慈善文化建基于爱心与感恩，远离爱心与感恩的慈善行为，都无助于慈善文化的形成。用红头文件“劝富济贫”的慈善，使富者受到权力的某种隐性威胁，有一种“被迫”的意味，这对于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不利。
“劝富济贫”的实质就是政府越位。一者越位，则表明一者缺位。由此，当地政府更应当深思的是，慈善机构为什么不能或者不愿搞慈善？政府该为慈善事业提供怎样的支持？而不是把自己变成慈善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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