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南长沙县教师称，每月工资中有几十元被统一收去捐款，参加“一天一元捐”活动，民政局证实了这一情况。当地管理捐款的长沙县慈善会称，2010年政府发文要求企事业单位员工、干部等捐款，目的是帮扶贫困。当地慈善会会长说，老师道德觉悟是最高的，不应在乎这点钱。（9月1日《北京晨报》）

又是一起“强捐”，仍旧不外乎行政摊派、上传下达等惯常操作。所谓“一天一元捐”，已成为某些乡村教师不可承受之重。月薪不过数百的他们，一年竟要奉给慈善会400元善款，“行善”何异于一场冠冕的“劫贫”？本已困厄的人群，仅因为“觉悟高”的抽象名声，就被施加了莫名其妙的重负。当一种清高的品质，变成肆意盘剥的借口，分明意味着，不同群体维权与议价的能力相差万里。无关道德，关乎强弱。

慈善事业，自然以仁爱道德为内在驱动力。但绝不意味着，美德者必须承担更多行善义务。谁都知道，“自愿”是捐赠者的天然权利。据此，那位慈善会会长的神奇逻辑，实在不值一驳：老师觉悟未必高，觉悟高未必不在乎钱，不在乎钱未必愿意行善，即便愿意行善也未必接受强捐。无视一连串的“不确定”，直接默认教师乐于“一天一捐”，实乃狡黠自辩。“强捐”，也总要伪装成众人踊跃参与的温情模样……

在权利不对等的生态下，慈善责任的分配极易发生倒置。资本雄厚者，手握公权者，往往感受不到足够的行善压力；反倒那些底层职员，乃至毫无经济来源的学生，一次次成为“爱心捐款”的主力军。长久以来，此间慈善动员模式，仍主要依赖于行政强力，和体制内的组织力量。继而，权贵一族多半被排除在“劝捐氛围”之外。而类似乡村教员一类人，却对“任务式”的捐款毫无抵抗力。

不难推想，所谓“上传下达”的慈善指标，绝非“由上及下”的普遍义务，多是“有下无上”的抽血劫贫。畸变的慈善责任分配，不仅事实上有悖于社会公平，也注定了募款效率持续低下。

长沙县乡村教师所遭遇的不公，恰是畸变慈善动员模式的投射。权势者得不到足够压力与激励，全然凭借兴趣和自觉行善；而底层群体却时时倍感压力，被逼捐出微薄收入的很大部分。在此情境下，一种健康的慈善文化，很难被培育而出、普遍推广。